1946年，曹德旺于福建福清出生，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可以说，创业三十年，曹德旺身上烙上改革开放的标签，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放牛娃到身价千亿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成功的每一步都浸透着毅力和艰辛，也都充满了信心与胆识，在他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代人的传奇。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自称没“送过一盒月饼”，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超过120亿元，认为财施不过是“小善”。
年幼家贫，历经苦楚
“我很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个主人公。”曹德旺曾这样形容自己。
“我的父亲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父母亲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州福清。离开上海时，父亲带全家坐油轮，财产全部放在另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一句答复，说是那条船沉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中，一家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睁睁地看着家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在他的自传作品中，他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穷得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家里一天都只能吃两顿饭，关键这两顿还全都是汤水，根本顶不了饥，更别提吃饱肚子了
曹旺德14岁，因为家境太艰难不得不辍学。为了补贴家用，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职业”。在当了一年左右的放牛娃后，想要改变家庭状况的父亲对他说：“别再放牛了，你还是跟我去做生意吧。”就这样，16岁的他开始冒着被扣上“投机倒把”帽子的危险帮着父亲倒烟丝。到了1966年左右，烟丝生意难以为继，于是改做水果生意。
这段做生意的日子，曹德旺过得非常艰难，小小年纪尝遍心酸苦楚、人情泠暖。当时做生意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付出再巨大，回报往往也是微薄的，曹德旺对此也有无奈，但他并不屈服，坚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
为了谋生，他种过白木耳，当过水库工地炊事员、修理员、知青连农技员，还倒过果树苗。奋斗到30岁，一切可能的生意都做过的曹德旺，成了谁也算计不过的“人精”。
第一签：成功的开始，承包玻璃厂
1976年，曹德旺有了自己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开始进入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就与这家工厂、与玻璃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
在那个年代，物资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凭指标。采购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到处去搞物资指标，这就非常考验人的关系和手段了，这正是曹德旺的强项。为了搞到玻璃厂需要的各种指标，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温泉澡堂，和全省各单位的采购员们聚会、交换信息和串换指标。最后，他这个小小的公社玻璃厂采购员，竟成为了国内物资界呼风唤雨的“大腕”。
曹德旺完全可以离开玻璃厂。凭他搞指标的能力，哪怕只是倒卖指标，都能随时赚一大笔钱。但此时，他在香港的一个亲戚又建议他去香港，说是可以帮他搞定身份问题。曹德旺很想去香港，毕竟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灯红酒绿的香港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但是一贯顺从的妻子，却怎么都不愿意去，甚至不惜以死相逼。曹德旺无法决策，只好求助于上天。他到福清的石竹山去求签问佛，主要问两件事：一是要不要去香港；二是要不要离开玻璃厂。
求签的结果是：如果去香港，就会家破人亡；如果留在玻璃厂，则会“虎啸凤鸣不觉奇”。
曹德旺笃信不疑，便留了下来。
1976年到1982年，因为管理不善，异形玻璃厂连续亏损六年，所以，当厂领导发现曹德旺很有商业和经营头脑后，就希望他能把玻璃厂承包下来，带领这家玻璃厂走出困境，曹德旺其实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机会。他找了4个合伙人，把玻璃厂承包了下来。
当了承包厂长后，曹德旺用了两招，让厂子扭亏为盈。第一招是打破大锅饭，把工人的工资由固定制改为绩效制，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倍。第二招是改变行业标准。如果说第一招还好理解，第二招，就有点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了。但他还是单枪匹马杀向北京，解决了问题。
之后，高山厂的水表玻璃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向了全国。高峰时，全国每年220万只水表，其中200万只用的是高山厂生产的玻璃。
曹德旺承包玻璃厂仅仅一年，就将其从一个亏损的小厂，转变为大赚22万元的香饽饽。
第二签：合资企业，造汽车玻璃，业大出是非
事业眼看着有了起色，曹德旺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结果，几个合伙人说：上头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我们把钱分了算，承包就不搞了。曹德旺苦口婆心，都没能劝回几个小富即安的合伙人。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包还是不包，成了一个问题。没有头绪之下，曹德旺再次求助上天。他跑到石竹山求了一签，签文曰：“中原群鹿可追寻，不问东方问何方？回首过来日又午，寒蝉唧唧笑空归。”
解签的老和尚告诉他，这是一支好签。如果留在玻璃厂干，事业大有可为。如果离开去干别的，就会寒蝉笑空归。
曹德旺定下心来，决定继续干。不过，他不想再采用承包制，而是想改为一种新的模式：“合资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资的过程中，曹德旺个人分文未掏。他以房子作为抵押，镇政府出面担保，从银行借了8万，又从南平市政府借了3万（据他自传所言，南平市政府为了感谢他在搞指标时做出的贡献，主动借给他3万元），以11万的总出资额，成为最大个人股东。另外，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此时已经在省里当到处级干部。至于曹德旺入股高山厂的过程中，哥哥的背景起到多大作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曹旺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应：我创业至今，没动用过哥哥任何政治资源，也没送过一盒月饼。
机缘巧合之下曹德旺动议把水表玻璃厂改建汽车玻璃厂并取得同意;8个月后,首片汽车玻璃下线,他的玻璃厂取得空前利润。曹家也在时隔三代之后，再一次有望成为福清首富。
人红是非多，钱多是非也多。
1986年，全国开始农村整党整风活动。曹德旺的玻璃厂被整党办查处，账本被查封。人们都传言，曹德旺有严重经济问题。据说当时一路告到了县委、福州市委，省里、中纪委，但曹德旺是清白的。告的结果是，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都很生气，将高山镇的党政班子都调整了，相关人员都被下放到乡里去任职了。
到1986年底，高山玻璃厂产值近600万元，利税超百万。曹德旺又主导了厂子再次改制，成为中外合资的福耀公司。
这个合资公司，股本金625万，股东除了曹德旺、上海耀华和地方政府外，还有香港、美国的公司，以及省外贸公司和来自北京的国企中汽华联，阵容堪称豪华。成立合资公司后，曹德旺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带领技术人员出国培训，使福耀的设备和技术实力达到国际水平，每40秒就能造出一片汽车玻璃，成本50元，售价高达1500元，赚起钱来比印钞机还要疯狂。
然而，在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曹德旺，却遇到了事业上的迷茫。大概是，有钱人的心思你猜不到？
第三签：有佛报，无佛缘，终成“玻璃大王”“慈善大王”
1990年左右，福耀公司突飞猛进，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曹德旺感到了厌倦。他看了一本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记后，有一股要投身空门的强烈冲动。他心想，出家的生活是“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而自己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如此辛苦，所为何来？越想越不值，干脆出家算了。但曹德旺毕竟没有李叔同的决绝。家里人来劝，朋友来劝，政府官员来劝，曹德旺终究没能下定决心。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求签。石竹山的老和尚告诉他，你有佛报，却无佛缘。好好办企业吧，以后别想出家的事了。
于是，曹德旺就绝了出家的念想。
1994年，曹德旺把福耀42%的股份和福耀旗下万达汽车玻璃公司51%的股份卖给了法国企业圣戈班，使圣戈班成为福耀的大股东和真正话事人。在股份卖给圣戈班的同时，曹德旺拿到了香港身份后开始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若干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曹德旺直言不讳地说：“老板移民，就是怕政府追究嘛。”
直到2005年，他才正式放弃美国绿卡，只持有香港身份。在上面同一个采访中，接着那一句话的后一句是“不管政府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2001年到2005年期间，曹德旺带领福耀玻璃艰苦鏖战，在花费一亿多元的巨额资金后，先后打赢了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个反倾销案，一举震惊世界，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成功赢得官司胜利的中国企业。
日后说起来，曹德旺得意地说，“（跟美国商务部打官司）这种事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他说：“他美国人拳头大，就可以欺负我吗？我就把事情捅大，让全世界来评评理！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跟他干！”
那一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已经不再是1995年以前，那个为了养家糊口而努力的小老板，而是已经变成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他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他把事业追求升级为，“做一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曹德旺中国慈善捐款榜上，位于榜首。
从1983年，他捐给自己读书的小学2000元买桌椅以来，到到后来武汉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曹德旺先是捐了1亿现金。由于缺少防疫物资，于是曹德旺又掏出1000万，购买了242万件防疫物资。后来，听闻小微企业生存艰难，于是又掏出4000万，用于扶持小微企业渡难关。
他的捐款总额已经超过120亿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这120亿，几乎都是他以个人或家族的名义捐赠的，而不是动用公司的资金。所以被大家尊称为“中国首善”，名副其实。
但他说：“我不是中国的首善，中国的首善是袁隆平”。
曹德旺认为，创业是做事，慈善是学做人。慈善不是自己去施舍别人，而是在修做人的规矩。
现今曹德旺在网络上的评论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是中国首善，是个爱国者，赚的钱都用来做慈善、搞公益、资助国家高等教育了。还有人说，曹德旺是个资本家，他的福耀工厂车间的工人们待遇很差......
他说国家要发展尖端科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这句话出自真心；还说工人不应该拿太多工资。
这让人看来似乎很矛盾，哪个才是真的曹德旺？或许人本来就是矛盾的，就是复杂的，这才是真正的曹德旺……
